而古文经学和古文学派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横空出世”
了。
比起今文学派和今文经，古文学派和古文经更倾向于配合统治者，主动顺应统治者的需求从而创造出符合统治者需求的理论。
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指导方法，以《周官礼》对抗今文学派的《仪礼》，宣称《周官礼》是周公所作。
在实践方面，他们使用《左氏春秋》来对抗今文学派推崇的《公羊春秋》，并且也宣称《左传》当中所记载凡例的也都是周公所作。
反正就是抬出周公的尊号压制孔子，试图以此获得今古文之争的胜利。
当然，他们没有成功，因为今文经学发展更早，底蕴更加深厚，纯粹的是硬实力拼不过。
硬实力拼不过，古文学派又试图另辟蹊径，顺应西汉末年今文学派自己搞出来的传国易姓思潮，扶持王莽搞复古，一度使得古文学派大为兴盛。
结果王莽玩复古玩脱了。
古文学派也因此失败。
所以在政治上，今文学派始终占据优势，朝廷所立的学官——博士也始终都被今文学派的儒生们垄断，被官方承认的五经十四家法也全部都是今文经。
东汉光武帝时期，出于政治需求，他把被认为是古文经的《左氏春秋》立为官学，设立了博士，古文学派似乎看到了曙光。
结果在汉章帝时期的白虎观会议之后，为了统一学术认知，统一思想，《左氏春秋》官学地位被罢黜，古文学派受到严重打击，刚刚开始的半官方化进程也被打断。
自那之后，古文学派便只能继续在民间发展了。
但是所谓祸福相倚，古文学派被迫成为在野学派，也不是没有好处的，至少传承不再是问题了。
为了冲击今文学派貌似牢不可破的堡垒，同时也是为了防止被今文学派彻底碾死，他们选择走学术下移之路。
从东汉前期开始，古文学派逐渐面向社会中层开放部分学术知识，广泛吸纳社会中坚阶层的新鲜血液的同时，也怀着蚁多咬死象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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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霸大汉学术圈的今文学派的学术传承只面向自己内部，以血脉、姻亲为主要联络方式，甚少对外开放，肥水不流外人田，越来越保守。
虽然他们保住了官学地位，却日渐僵化、繁琐，失去了创新能力，还与谶纬学说结合起来，变得神神叨叨，神鬼莫测。
以至于部分比较开明的今文学派士人甚至都觉得今文经不如古文经，反而开始主动接触学习古文经，促成了东汉时代一定程度上的今古文融合。
随着东汉中央政治稳定性的被破坏，以及官方太学的日渐式微，东汉学术圈子也开始发生变化。
东汉自汉和帝之后，皇帝普遍年幼，外戚登上政治舞台主导政治，皇帝成年之后又会想方设法夺回权力，于是东汉中央的政治稳定性开始受到严峻的挑战。
伴随着政治稳定性的不复存在，与政治稳定高度绑定的学术稳定也受到挑战，并且被破坏。
太学日渐荒废，博士不再讲学，天下学子也渐渐不再以太学作为学术权威，东汉的学术开始从统一走向分裂，从以雒阳太学为核心传播学术转变为以家族为核心传播学术。
失去了中央强有力的支持，再叠加上自身越发封闭、保守，今文学派的衰落俨然不可避免，五经十四家法的家族传承更像是政治传承，而不是学术传承。
与之相对的，古文学派为了生存和超越，则选择面向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传授古文经典，团结广大地主豪强阶层。
一票古文学派的大佬面向社会开班招生，收徒门槛不说很低，至少是看得到的，也没有血脉、姻亲关系等隐性条件。
所以求学者络绎不绝，古文学派在社会上的基础远远比今文学派更加广泛，学派内的人才们也是层出不穷，不断的推陈出新，日渐繁盛。
好巧不巧，闻名天下的大儒卢植便是研究古文经出身的。
再好巧不巧，他也是涿郡涿县人，刘备是他的小老乡，在这个以郡为国的年代里，两人之间的联系天然的带有一层优势。
就这一点上来说，刘备不可谓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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