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没人知道那天的冲突里，渡边星为什么在场，但兄长进了少年院，他继续留在原来的学校也不合适。
父亲想把渡边星送去附近的公校，母亲则是想让他转学去京都的知名寄宿学校。
两边吵了很久，最后母亲先斩后奏，带着渡边星到了京都，把转校手续办完之后，才通知父亲。
后来父亲探视时，对此抱怨了很久。
母亲没有过问他的意见便把渡边星送去了外地的寄宿学校，还刻意在手续办完学费交完后才通知父亲，显得父亲好像会为了钱而不同意一样。
父亲认为这驳了他的面子。
父亲向来好面子，工作上的不顺从来不会跟家人提起，连跟母亲离婚的事情也一直瞒着我。
直到一年后他来探望，说自己已经搬去横滨，我随口问起母亲有没有去过横滨的房子，父亲才不太情愿地跟我解释了经过。
是协议离婚，母亲启程去巴西之前就跟父亲商量好了，后续又花了将近一年才办完手续。
等我得知这件事的时候，离婚已经生效了很久，久到连感慨都显得不合时宜。
据说少年犯的单亲家庭比例比社会上高出很多，在我看来，并非是单亲家庭更容易出现问题少年，反而是少年犯下了罪过，才让父母有理由离异。
其实，从我记事以来，父母便在为了渡边星的降生争吵，离婚本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这个消息仍然让我感到了一种道德上的痛苦。
是因为我，之前勉强维持运行的渡边家才落得分崩离析。
说来好笑，我在医院的病床上殚精竭虑地考虑了很多，像少年英雄一样保持了自我牺牲式的沉默，却直到这时，才意识到沉默的后果。
我经常梦到家庭裁判所的场景。
奇怪的是，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检方辛辣的起诉书，不是律师的慷慨陈词，不是教练和队友们为难的证词，甚至不是最终刑期的宣判，而是离开裁判所时，渡边星木然的神情。
看守催促着让我离开，所以我与他只有那一瞬间的对视，但那已经足够。
我看清了渡边星的眼睛，像一片无波澜的深潭，模糊地映照出我的双眼。
一切矛盾的情绪从那双眼向我汹涌而来，我看到了愤怒也看到了恐惧，以及在此之上压倒性的、对于现状的茫然，
庭审之前，律师见我这边说不通，改向渡边星下手。
对方是东京来的专家，专门代理少年案件，很快把握住问题的关键，用我的刑期劝说渡边星，宣称如果他讲出实情哥哥可能就不用去少年院。
既然兄弟感情融洽，弟弟应该会把实情和盘托出吧——据说律师是这样对父母解释的。
但渡边星同样什么都没有说。
我不知道渡边星为什么保持沉默。
是单纯出于对我的信任而做跟哥哥一样的事，还是真的明白了我这样做的原因、选择用沉默自保？我没有机会问他。
渡边星从没来探视过。
父亲说小孩子不适合来这种地方。
我想父亲说的是对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又情不自禁地开始自我怀疑。
会不会，渡边星自己也不想来？
少年院同寝的小山原是独生子，中野则是家中的幼子，上面有一个姐姐。
我问中野，如果姐姐做了任性的事，你会生气吗？中野冷笑着回答说哪有那种说法，任性的永远是他这个弟弟。
他姐姐念的是东大，毕业之后进了警视厅，知道他贩卖**的时候写了十几页信数落他不懂轻重，影响自己的声誉。
我听他这话，也只好讪笑。
我跟渡边星的关系向来没办法从旁人身上得到印证，一切爱与怨憎都只发生在我们之间，连睹物思人的机会亦无。
等少年院的高墙隔开我与社会之后，我与渡边星的联系也变得若有若无。
我不常想起他，多是在父亲来探视之后，或者午夜梦回家庭审判庭时。
有一次陶艺课，教官在我身后打开窑炉，热风吹到背脊的一刻，我忽然感觉到了渡边星。
他像小时候那样坐在我背后，抱住我的腰，把脸轻轻枕在我后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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