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在此次年度会议上，朱由校要求将变革脚步从直隶、辽东、山东、河南、湖广与几个行都司，推进到剩下的江东、江北、浙江与江西。
就连上一年的年度会议上准备将剩下几个准备在隆武六年推进的布政司，也要求提前至隆武五年。
困扰大明几处大的战事已经基本平定，国内外局势稳定，朱由校就能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的问题了。
要是引起骚动，辽东和京畿的兵马能够随时调动，变革的推行只能靠暴力来解决。
没有哪一次的变革不是靠血腥的手段来解决的，否则只能是小范围的拆东墙补西墙，而且很快会以失败结尾。
而非常容易量化的指标税收，天启五年时，白银要达到三千万两，而粮食则要继续稳定在4000万石以上。
至于一下子多出来废为庶人且难以安置的奉国中尉，则将他们安置到了吕宋、安南与辽东等新占领的土地。
他们每户一百亩土地起步，而且都不用缴税。
虽然他们不用缴税会影响朝廷的税收，但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生产力的快速提升，尤其是工业革命的到来，农业在社会生产中的比重将会越来越低。
而这，也意味着农业税的比重将会在整个税收体系中，将会越来越低。
而且，随着工业革命的快速发展，大明需要越来越多的工业品市场，以及越来越多的劳动力。
这就会倒逼着整个社会出现“圈地运动”
与城镇化运动，机械的运用，将会让劳动力快速摆脱土地的束缚。
失去土地或靠土地无法赶上社会发展速度的农民，将会被逼着去城镇的工厂谋生，甚至定居下来。
这种现象现在已经开始在顺天府、天津与武昌府出现，越来越多的农民来到这些工业走在前面的城镇谋生。
以前一家人在老家农村忙活一整年，都不一定能够填饱一家人的肚子。
雨水充足的年份还好，要是遇上干旱或洪涝，那这一年等于是白忙活，要么向地主们借贷过日子，要么只能在家里等着活活饿死。
现在以这三个地方为代表的城镇，工厂如雨后春笋般飞速建立。
在当地人已经无法满足这些工厂的劳动力需求时，便只能吸纳附近劳动力丰富的乡村农民。
而这些来到工厂劳作的农民，他们一人的劳动所得，便能让一家人填饱肚子。
要是有两人同时在工厂劳作，那就能有所剩余。
为了避免奴工与极端压榨工人的现象出现，朱由校先于工业革命的发展脚步，率先让大理寺起草了《劳动法》。
与此同时，为了保证劳动法的顺利施行，以及工人的不公和冤屈能够得到伸张，朱由校让东厂新组建了一个衙门，工会。
这些工会的官员将由真正的工人代表出任，每五年进行一次投票选举，由一线工人投票产生。
而那些被选举的工人代表，也必须是与工厂主或股份拥有者没有任何关联之人。
之所以让东厂组建这个工会，而不是工部或户部，道理很简单。
不管是户部还是工部，里面的官吏全都是由出身豪富的官绅阶级组成，他们天然的与劳动者成对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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