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为“运用音节的词,又可以限制句式之过度欧化”
(一一二面),这样“才能使白话文显其应用性”
(一一七面)。
他希望白话文“早从文艺的路走上应用的路”
,“代替文言文应用的能力”
,并“顾到通俗教育之推行”
(八九面)。
笔者也愿意强调白话文“走上应用的路”
。
但是郭先生在本书自序的末了说:
我以为施于平民教育,则以纯粹口语为宜;用于大学的国文教学,则不妨参用文言文的长处;若是纯文艺的作品,那么即使稍偏欧化也未为不可。
(《自序》四面)
这篇序写在三十年。
照现在的趋势看,白话文似乎已经减少了欧化而趋向口语,就是郭先生说的“活语言”
,“真语言”
(一○九面),文言的成分是少而又少了。
那么,这种辨别雅俗的三分法,似乎是并不需要的。
郭先生特别强调“中国文学的音乐性”
,同意一般人的见解,以为欧化的白话文是“哑巴文学”
。
他对中国文学的音乐性是确有所见的。
书中指出古人作文不知道标点分段,所以只有在音节上求得句读和段落的分明;骈文和古文甚至戏剧里的道白和语录都如此,骈文的匀整和对偶,古文句子的短,主要的都是为了达成这个目的。
而这种句读和段落的分明,是从诵读中觉出(三八至三九面,又《自序》二至三面)。
但是照晋朝以来的记载,如《世说新语》等,我们知道诵读又是一种享受,是代替唱歌的。
郭先生虽没有明说,显然也分到这种情感。
他在本书自序里主张“于文言取其音节,于白话取其气势,而音节也正所以为气势之助”
(三面),这就是“参用文言文的长处”
。
书中称赞小品散文,不反对所谓“语录体”
,正因为“文言白话无所不可”
(一○四至一○八面),又主张白话诗“容纳旧诗词而仍成新格”
(一三二面),都是所谓“参用文言文的长处”
。
但是小品文和语录体都过去了,白话诗白话文也已经不是“哑巴文学”
了。
自序中说“于白话取其气势”
,在笔者看来,气势不是别的,就是音节,不过不是骈文的铿锵和古文的吞吐作态罢了。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